出“黑”道，又陷“乌龙”（11）

    

    杨姐和小柳也都过来，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吃饭。菜多味道也香，大家说说笑笑吃得开心。正吃着饭，几个小家伙却在一块叽叽咕咕的，还不时鬼鬼祟祟地瞟我一眼，我看出是关乎我的，就问，“你们几个鬼头鬼脑的叽咕什么？”其中一个故作神秘地说，“我们问你事，你不许生气，不许逃避，要说真话，行吗？”我猜不透几个家伙要捣什么鬼，就说，“只管问。”“你是不是个‘贪官’？”他们的问题实在唐突，我哪有这种思想准备，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说真话，是不是贪官？”他们进一步逼上来。我也回过神来了，反问他们，“怎么想到问这个？”“不要罗嗦，只要回答你是不是贪官？”他们紧逼不放。“不是。”我回答。“哪你为什么跑出来打工？”他们又问。“我就不能打工吗？”我也反问。“哪有正县级领导位置不坐跑出来当打工仔的？”他们这样问题真是很难回答。“你出来打工，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见我不能回答，他们越发得意起来。我还是得反问他们，“哪你们打工也是有问题的了？”“我们是学生，毕业了就得来打工，不打工怎么活？”“我和你们一样，不打工也没办法活。”“瞎扯吧，你当了这么多年企业领导，谁知弄了多少钱呢，不要在我们面前装穷，我们又不要你的。”在这群人里，只有杨姐能理解我为什么出来打工，在招聘面试时，我曾详细向她和老赵说了自己从单位辞职的原因。我眼睛望向杨姐，指望她给我解个围，“杨姐，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你给我说个话吧？”杨姐见小家伙为是否是贪官紧盯着我不放，笑得嘴里饭都要喷出来了。她见我向她求援，就故意地说，“他们找的是你这个贪官，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杨姐玩笑话，更让小家伙们来了劲，“杨姐都认了你是贪官，你还不承认？”我只得打着哈哈说，“你们说我是我就是了，行了吧？”“你弄了钱干什么，看你连七元钱快餐都舍不得吃，是舍不得花呢，还是不敢花？”“两样都算吧，不舍得花也不敢花。”“小心埋在地下的钱发霉噢，那可就白弄了啊。”面上看好像是他们只是拿我开心，也不排除他们心里就真是这么想的。社会媒体总是在一些干部**的事上津津乐道竭力渲染，以致使社会上普遍认为，凡当官的就是贪官，没有一个不贪的官。更不要说这些刚走出校门的“愤青”了，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处在最偏激的生理阶段，一说**，在他们眼里更是“天下乌鸦一片黑”，只要一听说是当过官的，就认为必定就是贪官了（其实他们的父母可能也是大小“官”的）。在他们这种思维定势下，我既然当过“官”，必定就是贪官了，而且还可能是逃出来的贪官。在这复杂的社会中，面对这几个“愤青”，我自知是无力与他们辩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曾是那个年代的“愤青”，对当时年青人的疯狂仍记忆犹新），对他们对我的猜疑只能用打哈哈过了，是不能较真的。我不可能把自己走到打工这一步的漫长经历说给他们听。随他们怎么去想吧，反正并不关乎各自的痛痒。

    自那天午餐后，我再也没去过七楼吃饭。原因很简单，我不可能天天领着公司的小家伙到婕的餐厅里去蹭饭吃。第二天中午还没到吃饭时间，我就早早的溜走了，小家伙也都是明白人，说是想老板娘照顾一点，也不过是半真半假的玩笑，都并不当真的。不过，那天中午小家伙下去打饭，婕还是让他们给我带上一份饭菜来，但那天下午我一直没再回办公室去，那份饭菜到第二天早上还摆在我的桌面上，隔了一夜都变味了。只得丢进垃圾桶里了。之后，婕没再让小家伙带饭上来（不久，我就被派到下面县城工地上去了，正好了去了在公司吃午餐的尴尬）。

    我自上月（8月）初进入这家公司，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里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偶然有点事，也都是与房地产开发联不到的杂事。除了头来时，华总出过一次远差后，后半个月他也没有出远门。他不按作息时间来办公室，就是来了办公室，也不与我们这些手下人多说话，独自关在他的小办公室里面，不停地讲电话。是谈哪里的业务大家都一无所知。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的讲电话，有时甚至是一整天不见他从办公室出来。午餐时，他会开门叫一个小家伙去帮他买一份快餐，买快餐的钱都是当时就给那去办的人的。快餐买回来推开门递给他，他又将门关了。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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