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黑”道，又陷“乌龙”（10）

    

    公司男孩子发现我从不与他们一块去吃饭，就好奇地问我，“没见你一起吃过饭，是不是一个人躲着吃好的？”，我不能说真相，只有打哈哈了。可他们还是发现了我吃饭的秘密，他们不能理解我怎么会是这样解决吃饭的事，追问我，“天天干面包三元盒饭，你受得了吗？”我没有回答。他们猜到了我怕花钱，就笑我“吝啬”“寒酸”。而我却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安。那时，我的儿女都已在沿海打工，收入自然比内地的这些学生们要高得多，儿子知道我在内地打工收入没有保障，就要给家中寄钱来，我让老伴对儿子说，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不需要他寄钱给我们用。在对待生存问题上，我继承了我爹脾性，“靠自己活，不指望他人，包括儿女”。尽管童年在家庭状况极度贫困下形成的节俭生活习惯让外人看起来很“小气”，而我却并不认为这是做人的缺点，而倒觉得这是我做人的一种美德。虽，如今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的家庭生活也富裕了的情况下，我依然固守节俭的生活原则。

    其实，这几个男孩子大学生在公司打工收入并不高，也就是五六百元钱一个月。那时内地经济才起步，比起去到沿海打工的大学生，而在内地打工的收入却要低了很多。他们在打工收入不高情况下如不注意节约生活开支，他们就需要父母补贴他们用钱。但在当时内地下岗待业严重情况下，我估计他们父母的生活状况不会比我强到那里去，可能也是省了又省，让儿女们在外活得光鲜一些。

    几个男孩对我到小巷子里去用面包和三元快餐解决午餐这一行为就觉得过不去。于是，第二天中午，他们连拉带拽地把我拉到七楼去吃饭。我只得跟了去。这是我第一次到七楼餐厅来，这栋大楼里那些大大小小公司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在这儿买快餐。

    没料到竟在餐厅遇到了一个熟人。我们刚进餐厅，我突然看到了人群里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她像是我以前同一个工厂的女工。我正要再仔细瞧她，就在这时她也发现了我，隔着排队买饭的人群，她突然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概她也没想到我会在这儿出现，一定也是感到很是意外。她穿过排队的人群朝我走来。看见我朝餐厅里面招手，拽我来餐厅的几个男孩子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从人群里挤了过来，激动地不知说啥好，不停地叫“厂长，厂长”。她叫婕，我离开那个工厂时，她还是二十多岁的女孩，这些年不见她已变成中年妇女的样子了。原本就胖，现在她更是胖的臃肿了。她胖是胖，脸上却仍保留着女孩的快乐与天真。婕在工厂是车间里的工人，而这楼里大大小小都算是公司吧，我不知道，她在这栋楼里能干什么事呢，莫非她是这儿的阿姨清洁工（对女性清洁工统称阿姨）？我只能这样判断她了，于是猜疑不定地问了一句，“你是在这楼里做事吗？”她笑着点头说，“是啊，是啊。我在这楼里三年了。”“三年了？”那一定是我猜对了，她是这儿当清洁工“阿姨”（对女清洁工的统称‘阿姨’）。我还想再问，拽我下楼来的一个男孩从后面碰碰我的胳膊，我转头，他说，“原来你们认识啊，可你怎么不知道她是这餐厅的老板娘呢？”“老板娘？”“清洁工？”我脑子都要弄糊涂了，心跳猛得加快，脱口一句，“这…这…这餐厅是你开的？”婕仍是笑着说，“是啊，是啊。”一个车间女工跑到省城写字楼里当起了餐厅老板娘，真让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十年前我是厂长，她是车间工人，十年后在省城写字楼里相遇，我这个厂长变成了这楼里的打工仔，而车间女工的她却成了这楼里的一个老板娘。哈，哈，真是世事难料啊。世界上的事情竟是如此地颠倒，真让我啼笑皆非啊。我这可怜的老厂长都赶不上原来手下的一个车间女工在这社会上混得好了。更可悲的是，在我陈旧的脑瓜里还在僵化认为，她这个车间女工就算有胆量进到省城这个大江湖里来，顶多是干点清洁打杂的事混口饭吃。很可笑的是，我还在以自己“白领”优越心理去怜悯自认是清洁工“阿姨”的她呢。却不知这社会早已变得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了。而且我差一点就要把她是清洁工的话问出来。如果是那样，被她传扬开去，我岂不要被贻笑大方了。真是险些又丢了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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