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弦易辙当老师（1）

    

    这天晚上我正在电脑上拟一份试卷。（1999年）春节后我到学校当起两个班的班主任来，已经有半个月了。在外折腾了一年后，我回了家，最可喜的是，终于又能天天捣弄我那台爱不释手的旧电脑。

    此时，我瞪着电脑屏上给学生出的有关“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题目陷入沉思。刚逝去的这一年，让我的生命又消失了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多少，百分之一？不明智，那不太可能。五十分之一？不，不，实在不能接受。唉！不管多少吧，它总是已从我生命中少去了。一年的打工经历让我更深切感受到人生不易。这一年生命的“价值”是多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我这一年的“价值”由我这个商品劳动力价值，加上被雇主无偿占有的由我这个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利润）两个部分构成。这一年三个雇主付给我的劳动力价值总和六千八百元。其中，在店铺五个月三千五百元；贾老板那儿混了几天给了一百元（差几元，算一百元），华总那儿折腾六个月实际给我三千二百元。我这个劳动力商品价值这一年就是这六千八百元。至于被雇主无偿占有的部分，只有朋友店铺略有盈利，可店里有六七个劳动力，那点盈利平均到人头也是微乎其微。在贾老板那儿混几天他也占不到我什么。华总两个项目不是亏就是赔，我更无剩余价值可言，如要找我算剩余价值，怕还要我卖裤子赔他才行。如此算下来，这一年，我生命的价值不过五千元，以当时物价水平，维持我活的成本都不够。从政治经济学“价值”角度找不到我这一年生命值什么。

    但我还是有“使用价值”。无论多难我都靠自己劳动吃饭，不想成为社会麻烦，也不打算去加高社会失业率。尽管早已不是学新技能的年龄，仍坚持学习新知识，为家庭为子女做个好的榜样。当然“使有价值”不等于“价值”，真正支撑人活的是“价值”，个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越高，这个人就会觉得活的越有劲，个人劳动力商品“价值”越低，这个人就会觉得活的很没意思。而“使用价值”只让个人劳动力商品价值低者有点自我安慰，不至于让希望彻底破灭。

    当我正想的时候，客厅电话响起。老伴接听说是找我的。我离开电脑去接电话，是杨姐打来的。让明天去公司领回欠我的工资和报销费用。这使我很意外，因我向华总辞职时就根本没指望能拿回欠的工资和垫付的差旅费。能拿回这些钱当然更好，一千几百元在当时也是很顶用的。而且这一千几百元是可以提高我上一年的“价值”的，这样我上一年的“价值”就可以大于“成本”了。

    今天才周三。我没对杨姐说起我已进民办大学打工的事，只说有事要等周六才能进城去。周六学校不上课，杨姐周六上午是要上班的，这样我就不需向学校请假。我在学校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管一个班一个月只有二百元，两个班加起来给四百元。另外一个月给五十元全勤奖，请一天假当月就给取消了，所以，我舍不得请假。能领回公司欠的一千几百元钱，几乎可以抵在学校打工整整一个学期的工资收入。既然有领回这么好的事，我当然也是不会拒绝的。

    周六上午，我来到杨姐她们那间大办公室，杨姐，柳姑娘，胖子小吴几个熟人都在，他们围住我，七嘴八舌说我辞职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溜了太不够意思。我忙赔不是，说，“对不起，对不起，等杨姐给我领了钱，中午请大家吃饭。”杨姐附和道，“那就把领的钱全吃了。”“没问题。”我等杨姐拿钱给我。杨姐坐回椅子上，柳姑娘也坐回去了。胖小吴还站在边上。

    杨姐说，“这段时间你和老沙有联系吗？”“没有，不知给他说什么好。”我回答。“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华总的股份转给了黄老板，变成了黄老板和当地合伙，跟华总已没关系。”“那老沙呢？他去哪儿？”我记挂起老沙来。“他还在那儿，是给黄老板干，黄老板给他发工资。”杨姐说的情况我没有料到。“公司还管这个项目吗？”我问。“也没有关系了。”杨姐说。“还有老陈呢？”我又记起他来。“他走了，也没留话说去哪儿。”杨姐说。“原来这样。华总在吧，我过去给他打个招呼。”我说。“不用了。他不在。”杨姐说。“他出差了？”我问。杨姐没有立即回答。柳姑娘朝我笑笑，胖子小吴也冲我笑笑。然后又都看杨姐。杨姐说，“他走了，也辞职了。”“什么时候走的？”我问。“就是前几天，他从县城项目回来后，交了点钱给我，让把欠大家的工资发掉。”杨姐说。“是不是黄老板买他股份的钱？”“他没说，我也不好问他。”杨姐说。“华总走了，你们怎么办呢？”我问。“董事长叫老赵暂时兼一下，老赵就叫我帮他顶几天，他正在找人。”杨姐说。公司这个样子，有谁愿来干呢。我沉默。“我们大家议论想叫你回来当老总，老赵和我们的想法一致，他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这才是打电话叫你过来的目的。”这完全出乎我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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