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尾终于见到好日子（47）

    这年（2003年）春节刚过，一家做男鞋代理销售的北京公司电话过来联系，说他们在上海看到了我们牌子的商场专柜，认为我们专柜的女鞋风格洋气也上档次，又是香港公司招牌，就想得到在北京地区的销售代理权。

    当时，公司正在拓展国内部分省会城市的销售加盟业务，并没有把北京列在内，是想等一些省会城市加盟代理业务发展成熟点后再来考虑北京这一块。

    既然有人提前找上门来，管这块工作的我还是很高兴的，就将电话中了解的对方情况整理成文字交给三老板，征求他的意见，并提出我一人先去北京看一看这家代理公司。

    三老板同意我去一趟北京，但不是我一个人去，说等几天他找人一起去。

    也就在那个春节前后，南粤包括港奥地区已发生“沙士”（SARS）（非典传染病）病，疫情消息并没有公开，就在我们决定动身去北京的前两天，“沙士”病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暴发性的被披露出来，才知道疫情已在大范围（国内到国外）地区传布开来，并开始不断有该病例在各地死亡的报导，北京也成为疫情严重地区。政府卫生组织为控制疫情扩大，严格控制南粤地区人员流动，去北京更是被限制。

    在这种特种情况下，我心想，三老板肯定不会再去北京了，哪个老板会为一点生意上的小事拿命闹着玩呢。可是，完全出乎了我的推测。三老板还是叫上在连锁店生意上给他指导的洪先生与我们一道去北京。

    “这些有钱的老板怎么不怕死呢？”我心里这么想。

    按说有钱人应该比没钱人要怕死的，有那么些钱在那里吗。可是三老板就与我想的有钱人怕死不是一回事，他好像并没有把“沙士”当多大的一回事。

    还有那比三老板更有钱的洪先生好像也与三老板一样是不怕“沙士”的，他还不是为自己的生意去北京，而是因了三老板找他去帮着考察生意场子的，在当时沸沸扬扬传得到处有人病死的恐怖状态下，他要陪着三老板去北京，这不得不让我重新认识这些有钱人。或许正是这样与众的不同，才让他们从穷人变成富人的吧。

    好啦。“沙士”就说到这儿吧。

    再说说与老板一道出差的感受。

    可以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心理素质问题，我是不情愿单独（人多问题不大）的与老板一道出差的。这会让我很不自然，一个打工仔跟着两个有钱的老板出差，不外乎就是一个跟班伙计，跑腿打杂的，处处得听老板吆喝。这对于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年龄的来说，跟老板出差不一定不是件与老板套近乎的好事。可我不是二三十岁了，而是比三老板还要大了几岁，都是孙子的爷爷了，再跟在老板屁股后面当小马仔，无论生理（体力）心理上都已难以适应。

    不管适不适应，打工挣饭吃，即使不愿意也要去做。

    上路后，一切过程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三老板带一只行李（拉杆）箱。在机场，我上前要从他手里接过来，为他拉着。我的举动让他莫名其妙，“你要做什么？”“帮您拉呀。”“是谁要你帮我拉的？”“我不是得为您拉吗？”“你想哪儿去了？”

    “我自己来。”三老板拉着他的箱子进了候机厅。

    “你去办一下登机手续，我到那边找一下洪先生。”三老板把两人的机票递给我（机票是他让工厂订票人员给办好的），顺手指一指安检门那里。

    当我拿着办好的登机牌来到安检门那里，三老板和洪先生靠墙边站着说话。往这边走时，我心里还在琢磨，三老板不让我为他拉箱子，哪么洪先生的行李箱我要不要帮他拉呢？

    其实我的琢磨是多余的。洪先生既没有行李箱也没有行李袋，肩上只背了一个像是过去部队士兵用的那种式样的黄帆布书包，而且看上去那包还是瘪的，完全不像出远门的样子。可能是他满天下的跑惯了，在他出门数千里已与上家门口的菜场一样随便。这是高人啊。

    之前我是见过洪先生的，在这里也就点头算是与他招呼了。他继续和三老板说话，说的是他们的客家话，这种语言太古老，我是无法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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