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天堂那个方向去（22）

    都快一个月了，我整天就像一尊泥胎一样的坐在那个大玻璃窗下装模作样地“学习”“管理制度”。尽管写字楼里的文员已经知道我坐在那儿并不是监督他们，但他们还是有顾虑，这也难怪，工厂放一个人坐在那儿整天瞄着写字楼大厅，这一天两天三天还不觉得什么，可这样整月坐在那儿就让他们实在摸不着底了。我说我不是被派在那儿盯着大家的，可这话后来都没人信了。

    其实，我自己才是被“钉死”在那个位置上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安排我做任何事，我就没有理由从那个位子上站起来走动，文员们手上都有自己的活在忙，我不宜走到任何人跟前去聊天（说实话也不敢），这样整天不与人说一句话是很难受的。我都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变得迟钝了，就是想与人说话也变的结结巴巴的，甚至害怕与人说话。

    大家以为我是整天盯着他们的，其实我的感觉是被大家整天盯住的。坐累了想站起来活动一下麻木的腿，就会发现不少人眼光瞟了过来，使我很不自在，总不能在那么多人注意下伸懒腰吧。尽管腿麻了想站会儿，常常也只是内心一种念头，身体并没有动。

    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上班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傻坐着，连站起一会儿都不敢，究竟怕什么呢，除了伟叔叫过我去他那边说两句外，还没有碰上写字楼里有第二个人管我。这个写字楼里除了伟叔，还有从香港聘请的生产老总，老总手下还有三四个副总，但他们几乎对我视而不见，从不来指派我做什么，偶尔点点头，他们只说粤语，就是对我说话我也听不懂，这让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聋子哑巴。后来才知道，除了老总只会说粤语外，几个副总都能说流利的国语，但他们就是不说。

    这样傻坐下去真不是滋味，试着问伟叔找点事做，伟叔反问，“怎么，就坐不住了？”听伟叔这种口气，我没再说下去，他说的“就坐不住了”是什么意思呢，他一个月开给我三千元工资，是让我在工厂里练坐功吗，真得拿不透他到底是啥用意。

    我只能强迫自己耐下心来继续整天傻坐在那个大玻璃窗下。我坐的都有些神经质了，每天由提前五分钟上班，逐渐提前到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上班总是我最早一个到，当然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得找一个让自己不觉得一个月白拿工厂几千元工资的理由，不然我会心里不安。金钱至上的社会，凭什么白拿工厂工资呢，而且还是每月可观的几千元。既然伟叔让我坐着拿钱，那我就得对得起这“坐”，那就是上班时间得坐足，并要坐超出八小时去，只有这样我才会在领工资时稍稍心安。我提早上班来坐，推迟下班坐在那里，让写字楼的年轻人更摸不透我是怎么一回事了。上班提前坐在那里还好理解，早早来监督别人，可推迟下班，写字楼里人都走了，还坐在那儿干什么，不会是精神出什么问题了吧。

    还别说，自进入这家工厂，我的神经确实越绷越紧（心情也越来越孤独），生怕被人挑出毛病。周六下班回儿子家（进城），一分钟也不敢提前出厂门，每次赶到儿子家都是晚上八点多了。星期天下午就回到工厂。儿子说星期一早上回工厂时间也是来得及的。但我不敢，怕迟到了被关在工厂大门外。普通文员还有部门经理到厂门口把迟到的手下领进去，我要是迟到了那不就得伟叔来领我，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在那个工厂头尾七年，进厂半年后就开始担任经理，三年后担任副总，我都一直与进厂当初一致，从不迟到早退，直到离开那厂，我的神经就在高度紧张状态绷了头尾七年）。

    在那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枷”一刻不放松地禁锢着我。固然与语言不通畅文化相径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一个相对熟悉环境突然空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环境导致的。再有胆量到了陌生地方也是会胆怯的。不仅我一人胆怯，可以说所有那些背井离乡初来乍到南粤的打工仔也是胆怯的。都是将心将口都封闭起来的，互不信任是这个人群的情感主流，不会深入交往，不会说真心话。但每个人又都渴望被信任，都在内心呼唤交到朋友，可现实每个人都在提防他人，每个人又被他人提防。惊恐不安孤立无援是那个（99）年代每个南下打工仔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使打工仔的脏器受到极大压力，又导致精神的高度紧张，言行变得谨小慎微，工作中只顾门前雪，不管瓦上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稍微沾点责任就赶快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每个人都变得极其敏感，心胸极其狭窄。人们在家乡往往是大度的，一些在家乡（或原籍）本不会计较的小利害，到了这儿就会变得无比重要，鸡毛蒜皮的让一点就觉得吃亏，就觉得被人欺侮。但反抗在这儿又是不如家乡那样痛快自由的，甚至是完全不敢表露的，越发使人敏感与计较，甚至积累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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