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黑”道，又陷“乌龙”（1）

    

    （1998年8月―1999年2月）

    又开始了重新找工作。在贾老板那儿几天“乌龙”经历，让我对找工的事越发心虚了，如何才能找一家正经公司，昼夜思想均不得要领。一日，忽想起在职时常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处长郑，从政府里分离出来搞“产权交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占了不知之前是什么部门的一栋大办公楼，他成了那里的董事长，头前也曾听说他手下需要人手，何不去碰碰运气。于是翻出电话号码，拨号过去果然是他接的，一听说我想在他手下找点事做，马上就答应了，叫我过去面谈。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事情竟是这么容易，我抱着巨大的希望，很快就赶到他的办公室。这栋楼里到处都挂着和产权交易相关的部门的牌子。郑在四楼正中的“董事长室”办公，门开着，他正左手撑头伏案看材料，头发稀少的头顶正冲着门外，四周头发长而蓬乱，大热天还穿一件黑色的长袖衫。我在门上敲了敲，他没有抬头，只听鼻子里哼了哼，仍继续看那些材料。这间办公室面积倒不小，笨重陈旧的老式办公家私，给人暮气沉沉的感觉。好大一会儿，他终于看完了那些材料，才缓缓抬起头来，用一只手推了推他深度近视的眼镜，朝我望了过来，脸上立即堆上了笑容，“你老弟这么快就到了，坐，坐。”“我是来求你帮忙的。”“坐下说，最近过得怎么样？”“一言难尽啊。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太巧了，我这儿正需要人，你看我整天忙的晕头转向，正需你这样的人来帮我。”只见他乱蓬蓬的头发搭在脑门上，原本就黑黄的脸上又添多了深深的皱纹，一点也不像那些长期在政府机关过着养尊处优日子的中年干部白白胖胖的样子，倒像是“文革”时期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走资派”。瞧他这副“落泊”景象，我预感即使他这儿有事给我做，也一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事。他离开办公桌走到旁边的沙发那里，一起坐下了。他掏出烟朝我晃晃，我摇摇头，“这个你还是不来？”他说的“这个”就是指吸烟。“我离它不行啊，现在一天要抽二三包，愁的我没办法就老想着它了。”边说话，边划火柴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什么事让您这个董事长这么发愁呢？”“钱啊，没钱办不了事啊，从政府分流出来的人都弄我这儿来了，政府那边不给经费，要我这儿自负盈亏，光发工资就够我呛了。”他说话虽没有唉声叹气，但我仍听出其中的沉重了。果然如我前面所料，他给我的事我做不了，“你来的正好，你过去不是经常和银行打交道吗，你要能从银行借钱出来，总经理的位置就给你了。”一说到借钱，我已被吓了一跳，我最怕提到银行借钱的事，我不正是因再也借不来退休生活费，而被退休工人闹的我辞职的吗。现在，我自己都成了一个“流浪汉”了，哪里有颜面有资格再到银行去说借钱的事。所以，不等处长再往下说，我赶快打断他的话，“谢谢处长好意，我实在不敢再当总经理，也更别想我能从银行借来钱。我只想来找个跑腿听差的具体事，能有碗饭吃就行。”处长一听，脸上笑容顿时收住了，他坦白地说，“老弟啊，我这儿可不是养老的地方啊，到这儿的都得有本事弄来钱才行啊。”话说到这份上，也到该“了”的时候，我站起身说，“处长，这点我懂。那就不麻烦您了，我这就告辞了。”“老弟，对不住了，你多保重吧。”他也没有兴趣再留我，目送我出了他办公室的门，又去到那陈旧且笨重的办公台前坐了。

    我也不敢信楼道里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牌子了，这些写着吓人权威机构的牌子，不过都是些虚张声势的幌子。我真不明白，这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呢？下九流出身的贾老板打着公司的幌子诈人钱财倒也罢了，起码还能为我的观念所理解，毕竟就是那下九流的胚子。可连政府里出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打着公司的幌子去干那下九流的勾当。找工的遭遇令我心灰意冷，真怀疑这省城还有正经的私人老板和正经的私人公司没有。其实，我的苦恼源于自己，我以自己的幻想来定格“私人老板”，自然是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说白了，大大小小的私人老板不就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吗，资本家的本性不就是唯利是图吗，马克思早就说过，为了利资本家都不怕被绞死，那他们敢干什么在干什么又有何稀奇呢。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内地省城私有经济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也许今后会改变，可眼下必须学会接受认可这个“现实”，因为自己的生存机会只能从这个现实中寻找，既然选择了打工之路，就不能害怕更不能躲避。虽不情愿屈就现实，但必须学会在现实中忍耐。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是大好事，最起码生存环境是一步步地变好了的，私有经济纵然有万般罪恶，但不能否定它为社会多放开了亿万条生路，如果不是重新开放了私有经济，自己离了那个穷得令人窒息的国营单位，是根本不可能再有谋生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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