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店铺当伙计（1）

    

    （1998年3月-1998年6月）

    一些同事猜测我辞职后会开个小公司什么的。其实他们都高看了我，可以说连开公司这种念头永远都不再会从我身上冒出来。在国营企业任职这些年里早已尝够了当头的滋味，一想到任期内眼看着所管理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自己无能挽救，一想到那些失去经济收入的职工家庭陷入生活困苦而自己无力帮助，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在现实社会中我失去了对他人生存负责的能力，也就没有勇气再去担当这类社会角色。

    我还是一个“乌托邦”思想者，厌恶占有财富的邪恶**。市场竞争的本质是残酷的，当老板的有几个不是为了赚钱绞尽脑汁地算计员工；有几个不在昧着良心的坑蒙消费者；有几个不是挖空心思地偷逃国家税收。像这样赚钱是要好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而我真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勉强办个什么的也是要关门的，所以也就没必要开那个头了。人生存固然需要钱，但不是每个人对钱都充满了**的。我对钱的需要也只是图个生活温饱。虽然也羡慕“大款”有钱，但还不会对钱“眼红”。既然已经从“场长”回归一介草民了，索性一落到底，灭了一切的不实之念，身无挂碍轻轻松松的去当雇工吧。

    去南部沿海打工一直是我向往的。辞职前我曾去过那里的经济特区，在星罗棋布的工厂与铺天盖地的涌动的人流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改革开放前沿搅动起来的经济热潮，生动活泼快节奏的全新生活氛围，让人打心眼里羡慕妒忌与向往，恨不能退回二十岁去让自己的在这里重新活一回。可当我真能拔腿就能踏上南下火车的时候，心里反而忐忑不安起来，毕竟自己年龄不是二十五岁而是五十岁了，这个年龄在沿海还能找到合适的饭碗吗？顾虑重重之下，终因勇气不足暂时放弃了南下的念头，先在当地熟悉一下在私人老板手下谋生活的滋味，然后再考虑去南方打工的事。

    我进了朋友在省城批发市场的店铺里做事。这个朋友是二十几（1975）年前与我同一个工厂的师兄（他的年龄比我小进厂比我早）俊，后来（1982年）他的父母享受五七年上山下乡干部回城政策，俊作为子女也有机会进到城里一所大学当起了司机为学校对领导开车。因与领导接触频繁，当学校校办企业用人时，领导提拔俊在校办企业当了个小负责人。当时学校办企业成了一阵风，都有些不务正业了，因不内行，结果校办企业多是办的七死八活的，此时校办副食品经营部办不下去了，学校指派俊去收拾这个摊子，开出很低的条件，鼓动俊私人承包这个濒临倒闭的副食品经营部。俊一看承包条件，不需要个人出一分钱的本金，反而把店里积压的几万元货品以低于进货价计算留给他做周转金，俊就把这档子事接过来了。俊这个人还是有财运的，虽说为把积压商品销出去他也吃了苦费了力，但当将积压货品销出去后，除归还了学校本金后还有几万元利润。这在当时（1993年前后）能赚到几万元就要算是有钱人了。俊由此也有了信心，生意日益做大，之前要关门的副食品经营部反成了俊的摇钱树了。

    因师兄弟感情的惯性，在他离开了工厂这些年里，我仍与俊走动频繁，俊对我情况变化十分清楚。当辞职还是我的一个想法时，他就曾说过让我到他的店里做事的话，现在见我真的辞了职，就再次打招呼让我到他店里来干。对俊的邀请我有些犹豫，虽说过去有师兄弟关系，一旦到他店里干活，两人之间的关系可就变成天上地下了，他是老板我是打工仔了。当年师兄弟那点情分还能让彼此平等交往吗，这是我不能不考虑的。不过顾虑归顾虑，俊叫我去他店里干活总是真实意思，如果拒绝不去倒是我不够意思了。刚从圈了三十年的国营企业“大墙”里出来，面对自由世界茫茫然，能马上到朋友店铺挣到饭吃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事。于是我抛下这些顾虑，在（1988年）春节后就来到俊的店铺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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