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沦陷前的状况



    南昌市政府就在江西省政府的旁边,坐落在中山路上,何建业的军营就在潮王洲;和政府隔了条扶河,基本算的上对河而望!要进出城区必须经过广润门或者惠民门;

    德胜门和省政府中间就是南昌著名的红灯区扁担巷、李家路、章江门外三圣庙附近、县前街一带是烟花之地;

    根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统治下的南昌,对烟毒的态度是“明禁暗开”。1932年秋,当时的省会公安局曾经在贡院空地上当众焚烧了所查获的鸦片烟土,一定程度上振奋了人心。可是,没过多久,政府又对烟商们开禁了。自认为交了税属于合法经营的烟商们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当时的省府设立“特种商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运和销售鸦片,以至于南昌的烟行和烟馆犹如雨后春笋出现。

    在南昌比较有名的烟行有陈瑞生、戴安瑶合伙的“集记”;张发福、傅汉斌等合开的“合记”与“同记”;张发福独资的“福记”,余某某的“协余”等。南昌街头的烟馆不下三十家,到处可见蓬头垢面的烟民。

    妓院“营业”分为“卖盘”和“住局”两种,妓女大多数是人贩子从江浙一带拐骗来的幼女、少女以及农村妇女。解放前,政府专门设立了“花捐稽征处”,发营业执照,每月按等级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花捐税”。虽然私娼被当时的政府“禁止”,但她们后面都有流氓、豪绅及军、政、警当后台。

    据黎传绪介绍,当时,南昌的妓女按照原籍划分为了扬帮(苏浙籍)、徽帮(安徽籍)、袁帮(宜春籍)、本土帮。各个帮派无论是在称谓上还是规制上都不尽相同,但她们普遍居住在居民之间。除此之外,还有私娼、台基(南昌话称“卖台脚”)以及“钩台”(南昌话称“拉皮条”)等行话在妓院里流行。

    就势力而言,扬帮最有势力,这些帮派之间以及它们与本地帮之间相互竞争极为激烈,甚至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团体。正是这种地域为基础拉帮结派形成的集团竞争,严格了娼妓行业的门规和禁忌。

    胜利路一带比较繁华,这也促使妓院在周边一些小街巷内扎根。与只敢躲在阴暗角落的私娼不同,南昌当时比较有名的高级妓院主要集中在扁担巷、李家路一带,主要是“扬帮”的聚集地。袁帮和本地帮则在县前街一带营业,而级的妓女则散居在章江门外三圣庙附近。这些妓女年龄的不过三十多岁,最小的才十三四岁。

    尽管赌博在旧社会也明令禁止,可在民间还是无法杜绝,甚至当权者和地痞为了收保护费,还会暗中定下默契“合约”。

    旧时的南昌街头上到处是赌摊,赌博方式多样。黎传绪告诉记者,最普遍的有麻将牌、纸牌、牌九、押红宝等。在城乡一带,最盛行的要数麻将牌,而农村则喜欢纸牌,牌九和押宝属于速战速决的赌博方式。赌摊都是分地段的,每个摊点基本上都有望风者和设局者,摊主往往给警察、地头蛇递了份子钱,在暗箱“合约”的保护下,警察绝不会在赌博时段去那里巡逻,地头蛇则保护赌摊不被外来势力侵犯。

    赌徒们倾家荡产后,纷纷走向自杀、杀人、抢劫、盗窃等罪恶道路,以至于南昌当时的治安状况非常糟糕。

    南昌有两个赌场。一个位于普贤寺附近,赌场老板叫夏老七,是南昌县幽兰镇人,势力非常大。据说,夏老七与黑白两道的关系匪浅,虽然没有营业执照,但军警不会管他。赌场门口有四五个彪形大汉把门,对初来乍到的客人盘根问底,一般人进不了赌场。

    ,夏老七的赌场里各式赌具齐全,条件非常好,还有男女招待员,以及专门的捻子(团伙的意思,最典型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黑社会组织,通过武力讨债)和打手。如果赌博累了、饿了,赌场里还有餐厅、浴室、按摩室、茶座供休息,身上的钱没了还可以去赌场设的典当室。

    能够进入夏老七赌场的赌客,大多数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赌注更是各式各样,既有钞票、银元、金条、首饰,也有贵重财物。夏老七靠坐庄抽头为生,日进千金也不算多。伙计则会向赢了的赌徒讨要彩头,收入也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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