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 战栗的乐章（三）-第2/3页

　　罗玛改成了罗马，自由传教的特权也取消了，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制定的《崇祯历》即便已经制定好了，却到了明王朝亡国都没有启用，倒是改了个名字被多尔衮通过了。

　　在清军占领北京期间，永历皇帝的太后王氏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她当时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和妃子也入了教，如果不是因为永历帝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他也许也入教了。

　　正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王太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了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另一封给了耶稣会的会长，但她不是找教皇派兵，而是希望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求神拜佛要是有用，还要什么医生，大家都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就会不药自愈，喝什么药、做什么手术呢？

　　正是因为行不通，黑死病才会死那么多人。不过就算王太后写了信让教皇派兵也是枉然，这不是“十字军东征”，教皇很难短时间征召起来那么多士兵，还有粮草和军费，好像教皇当时除了祈祷外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那么庞大的帝国衰亡的阵势可谓天崩地裂，少部分传教士卷入其中，但大多数都活了下来，开始为新的统治者服务。

　　和明末相比，清朝初年的皇帝给了传教士们更多自由，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有西方记录的封建王朝更替。

　　和其他封建王朝不同，明朝有两个统治集团，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京，在南京任职绝大多数都是虚职，只是挂个头衔领俸禄。

　　然而当北方的政权瓦解，“南明”又建立了起来，当时有一个汉名卫匡国的传教士在南明隆武帝的允许下居住在温州，当那里被清军占领时，他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用汉字写着：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

　　他把精美的书籍、光学仪器、数学仪器都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把救世主的像放在了祭坛上，这招很管用，不论是平民还是清军将领都不骚扰这个传教士，等稍微太平点了，清军将领还问他愿不愿意剃头。

　　卫匡国当即表示愿意，于是将领亲自给他剃头了，留着清人的发型再穿明朝人的衣服就很怪异了，将军送了他一身衣服，他也穿了，在设宴招待了他之后，这位将军还把他送到了更加安全的大城市杭州。

　　再有一个广州的传教士曾德昭，士兵破城的时候把他绑起来，逼迫他把财产交出来。隔了几天来了个大官，他不仅放了曾德昭，还给了他圣经和祈祷书，又施舍了大量的金钱，把教堂也还给了他。

　　这人名叫尚可喜，是孙元化的手下，后来被封为平南王，与平西王吴三桂平起平坐。他原本也是明朝将领，而孙元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西洋科技和火炮军事战术很感兴趣。

　　就连张献忠统治的四川，也有传教士担任大西国的天文学家。

　　在“康乾盛世”期间，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那段时间钦天监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文历法的，这是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掌握，另一部分则是“命理”，推算国运的，这一部分由中国人负责，对他们来说，马可波罗笔下处处是黄金的时代来临了。

　　有一个法国人，他并不是从小立志当传教士，只是那个时代读书都要去教会学校。他早年在里昂学习绘画，后来到罗马留学，乾隆三年成了宫廷内供奉，取了个汉语名字叫王致诚。

　　他非常擅长绘画，为很多王公大臣绘过肖像画，后来还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建造，英国来的使节被安排住在那个楼里。

　　那块地地势低洼，确实容易长一些虫，却不至于条件恶劣到要抗议的地步。

　　马嘎尔尼一直要求住在京城内城，皇帝允许了，将他们安置在了前广州总督的府邸，这位总督已经被抓起来了。

　　使节团在城里住了几天后又去热河拜见皇帝，却在是否下跪这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有不少欧洲人在清庭混饭吃，马嘎尔尼的要求是英国和俄国一样，在北京设立一个商馆，还要派一个常驻使节解决贸易问题。

　　俄国人和满清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更何况俄国和满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欧洲各国在北京都没有商馆，为什么单独就英国要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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