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第2/3页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限制被统治者的**，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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