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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柴秀吉为了节省路费，选择了船运。沿着河流顺流而下，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到了界町。路上还远距离侦察了一番饭盛城和石山本愿寺城的外围防御体系。两个城池最大的依托就是依山傍水，没有强力水军的支援，只能从陆地方向展开攻击，而敌人的援军可以从水路源源不断的增援过来，就是想围困也是力不从心。
在船上想了许久也没想出对策，‘真难办呀。’感慨一声，将地图收起来。
猴子倒也不着急，‘你操什么心，又没让咱们去攻打饭盛城。我这一船跑一个来回就有五百贯的利润，今年的年关总算好过些了。’
五百贯的利润就不知道姓什么了，要是告诉他我带来的这批淘汰的铁炮能有几万贯的纯利润，还不吓死他，要知道军火买卖一向是一本万利。自从全部配装新式燧石铁炮之后，原先仓库中储存的老式火绳铁炮连训练都用不上了，谁没事也不愿意带着一根燃烧着的绳子巡逻或者训练。这次清仓大处理，我将原介川城中库存的老式火绳铁炮拿出一半来卖，数量足足有一千支，虽然是用过的二手货，但就算半价处理也价值两万五千贯。成本更是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
船身一震，已经停靠在界町的码头上，一队足轻走上来向我们收取停船费。‘中型帆船，停靠一天一贯钱。’大方的付了三天的停船钱之后，我发现这一队十人足轻居然背着十种靠旗，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界町十人众的部队。
界町是一个自由的商业港口，他不属于日本任何大名，而这里的法律和税收都是由所谓界町十人众来决定的。十人众之所以能支配界町，也和手中的兵力有关，据说界町十人众能集合起一万兵马，要是再加上其他商人的护院保镖，一个小小的界町有两万以上军队。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百万石大名能召集的农兵数量，和当年近畿霸主三好家的总兵力不相上下，看来如果没有几倍的兵力想让界町屈服有点困难。
但是考虑到这两万人的战斗力，实在不值一提。只是数量还是很能唬人的。原因就是这里是后世的大阪第四师团的故乡。
第四师团一大特色是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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