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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12日，我乘坐一架中国生产的ju.52水上飞机离开横须贺海军基地，途进马里亚纳群岛飞往苏维埃日本在西太平洋南部的重要据点特鲁克群岛。特鲁克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一连串呈环形分布的珊瑚岛所组成的‘泻湖’，由于四周被珊瑚岛包围，因此这个泻湖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而且特鲁克群岛周围的气候也比较特殊，常年都有浓雾笼罩，如果不是特别熟悉那里的海域情况，恐怕很难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找到特鲁克群岛。因此这个群岛在落入日本控制之后，就立即被当作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加以建设，哪怕经历了革命和政权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特鲁克岛的建设。所以当我出任日本红海军联合舰队政治委员和日g太平洋局书记的时候，特鲁克群岛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海上要塞，也是我们南进澳大利亚的大本营。
而我在1936年1月12日回答特鲁克群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集集中在特鲁克群岛的红海军将领，宣布南进澳大利亚的军事行动——新日本方案正式开始。这次南下澳大利亚的作战，被后来的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日本gcd最后的救命稻草，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刻薄，但就事论事来说，还真是如此。
当时日本gcd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会放弃统一大东亚的梦想。他们在打败印度之后，或许很快就会发动对日本的入侵。而我们苏维埃日本又没有力量同时打败美国中国和这两个太平洋东西两岸的霸主，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向南开拓生存空间了。此时我们的情况有点类似于公元1219年的金军三道攻宋之战前的困境。北方的中国和东方的美国就好比蒙古于金国，是没有办法战胜的。唯一的出路就南下澳洲，打出一块新的生存空间。虽然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我们至少努力过了。”——以上摘自安田康夫的回忆录《一个革命者的回忆》。
救命稻草的理论虽然听上去有些滑稽，但却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集团甘心被历史淘汰的，所以在面临末路的时候总会想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来自救。哪怕这种办法在明眼人看来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但那些身陷困局的统治集团还是会竭尽全力去实行。当然在牢牢抓住救命稻草的同时，后路的问题也还是要好好安排的。否则哪里有心思全心全意为日本人民服务呢？
在联合舰队的旗舰赤城号战列巡洋舰的豪华军官室内，山本五十六和安田康夫站在一扇舷窗边上低声议论着是否要把他们的财产和家人转移出中国——毕竟中日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了，谁知道最后会不会打起来？可是除了大中华联邦，他们的财产和家人又能去哪里呢？苏联和印度人民共和国肯定是不能去的。巴基斯坦和东印度还有阿拉伯帝国现在又太乱。而且还都是中国扶植起来的。看起来只能去欧洲或美洲了，好在安田和山本的家人现在都拿着世界三大帝国主义之一的大中华联邦的护照，所以进入欧美国家的签证并不难弄（排华法案之类的东西当然早就不存在了）……
而联合舰队司令部里面别的军官和参谋，这会儿到围在沙盘前面进行兵棋推演，试图找出一方面防备中国，一方面顶住美国，一方面进攻澳洲的万全之策。虽然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的家人已经拿了大中华联邦的护照，不过却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盘算让家人再次移居欧美。因为他们这些人官儿小，多数都没有干过什么肥缺。所以财力有限，能把家人安排去中国已经是他们能力的极限了。至于中日开战以后他们的家人会不会被扣做人质，他们倒也不是太担心，因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一般只有狗急跳墙的一方才会干，而大中华联邦肯定是战胜方，所以一定会表现得假仁假义。
在排除了后顾之忧以后，日本红海军的干部们终于可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了。兵棋推演进行了几个小时，最后在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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