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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注意到，印度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乍里亚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写在第二次世界革命之前》的，在国际上面的许多国家都非常畅销，我手上也有一本。乍里亚在这本书里面声称，在第一次世界革命走向末路的时代，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的时代，只有他们印度gcd成功存活下来，顶住了中帝国主义个印度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还战胜了敌人的粮食战，拯救了无数印度农民的生命，让他们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这可真有些恬不知耻了。
对于印度gcd如何战胜敌人粮食战的事情，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那时日本gcd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孟买等印度大城市都有代表，我们的人还奉命深入研究过他们的公社化运动——因为当时日本gcd中也有人想效仿印g搞农村公社化。后来印g自己说是这个运动帮助印度gcd获得足够的粮食用于维持战争的。这种说法至今都在世界国际主义者中广为流传，并且许多人都将印度的农村公社视为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过据我们所知，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印g搞公社化运动的初期，我们的人就在报告中提及了农民大规模的宰杀牲畜现象。被宰杀的主要是耕牛，这在原印度教聚居区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还是发生了，这对当时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征兵太多）的印度农村的农业生产是个极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印g还在印度农村发动了一场反瞒产运动，这项运动现在几乎没有人提及了，不过在当时却是非常声势浩大的。所谓的‘瞒产’是指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而隐瞒产量。这种情况在所有实行农业税和农业私有化的国家里都很普遍。当时的红色日本也有，现在大中华联邦治下的日本民国同样如此。谁都不愿意多交税嘛，据说现在中g议员团正在酝酿一个免除联邦农业税的法案，如果能通过大概就没有瞒产一说了。不说这些题外话了，还是说说反瞒产，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封建主义国家里面都是闻所未闻的，在过去的社会主义日本也没有发生过（其实是发生过的。不过不是日本本土，而是日g治下的南朝鲜）。只有苏联gcd和印度gcd搞过反瞒产，不过这两者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前者的力度不算太大，而后者反瞒产的力度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根据当时印g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所公开披露的数据，在反瞒产运动胜利结束后，印度北方邦1935年秋天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912公斤。zhong yāng邦的小麦亩产是895公斤。古吉拉特邦达到了877公斤，拉贾斯坦邦有865公斤！只要种过地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亩产量在当时是根本达不到的，完全不可能，连一半都没有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奇高的平均亩产当然是为了后来的‘高征购’，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掠夺农民的口粮，让他们全部陷于破产和饿死的边缘。不得不‘主动’加入所谓的农村公社，把土地、牲畜、农具都交出去。或许还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了农村公社这么一个工具，印度农民就完全失去了对他们劳动果实的支配权。粮食就田里收割下来以后，就立即落入了印g领导的公社的仓库里面。印g需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剩下的粮食里面还要留下来年的种粮，再由公社的实际控制者进行分配。
有些人或许会问，印度gcd为什么要那么做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政权！他们那时已经失去大部分产粮区了。剩下的粮食产区生产不出足够喂饱2.5亿人的食物。也就是说在2.5亿印度人中必须要有人饿死！而饿死谁好呢？是饿死印g干部还要他们家属？还是饿死500多万印度红军？或者是饿死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为印g干部们服务的那些人？又或者是饿死一部分生产粮食的印度农民？
印g的选择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印度农民成为了牺牲者，而印度gcd获得了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他们的权力。不过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因为农民是非常抵触公社化的，不过他们不敢公开起来造反，只能用消极的办法了抵抗，一开始是宰杀牲畜，后来则是普遍的怠工，造成了印度农业生产的连年下降，而他们这种怠工行为的最后受害者，又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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