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隐秘的河湾(2)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6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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